大出产王国2先发展什么（大出产王国2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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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车的标示是两个R的是什么车
• 2、河南正宗的十大特产
• 3、以论文形式分析为什么中国文明得以发展,而其他三大文明消亡的原因1200字左右,急1200字
• 4、风扇灯价格参考及品牌推荐
• 5、河姆渡原始居民最重要的两大生产部门是什么？这一原始居民是怎样生活的？
• 6、我想了解汽车

车的标示是两个R的是什么车

车标是两个R的是劳斯莱斯。 它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发动机制造者,著名的波音客机用的就是劳斯莱斯的发动机。2003年劳斯莱斯汽车公司被宝马(BMW)接手。劳斯莱斯（Rolls-Royce）是世界顶级的超豪华轿车厂商，1906年成立于英国，公司创始人为亨利·莱斯和查理·劳斯。Rolls-Royce出产的轿车是顶级汽车的杰出代表，以其豪华而享誉全球，是欧美汽车的主要代表之一。

扩展资料：

劳斯莱斯（Rolls-Royce）是汽车王国雍容高贵的标志，无论劳斯莱斯的款式如何老旧，造价多么高昂，至今仍然没有挑战者。1906年劳斯莱斯（Rolls-Royce）在英国正式宣告成立，次年推出的Silver Ghost（银魂）轿车，不久便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汽车”。　

劳斯莱斯创始人是Charles Stewart Rolls（查理·劳斯）和Frederick Henry Royce（亨利·莱斯），两人的出身、爱好、性格完全不同，但对汽车事业的执着和向往，使他们成为一对出色的搭档。Rolls于1910年7月12日在伯恩茅斯飞行展的一次飞行事故中坠机身亡，Royce于1933年4月22日去世。

最初的劳斯莱斯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具有两大特点：制造工艺简单、行驶时噪声极低，这两大优势很快就成为劳斯莱斯的经典。劳斯莱斯最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大量使用了手工劳动，在人工费相当高昂的英国，这必然会导致生产成本的居高不下，这也是劳斯莱斯价格惊人的原因之一。

直到今天，劳斯莱斯的发动机还完全是用手工制造。更令人称奇的是，劳斯莱斯车头散热器的格栅完全是由熟练工人用手和眼来完成的，不用任何丈量的工具。而一台散热器需要一个工人一整天时间才能制造出来，然后还需要5个小时对它进行加工打磨。

现在，劳斯莱斯汽车的年产量只有几千辆，品牌的成功得益于它一直秉承了英国传统的造车艺术：精练、恒久、巨细无遗。因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自1906年到现在，超过60%的劳斯莱斯仍然性能良好。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劳斯莱斯

河南正宗的十大特产

河南正宗的十大特产如下：

1、新郑大枣：又名鸡心大枣、鸡心枣，是河南省郑州市新郑的特产，素有“灵宝苹果潼关梨，新郑大枣甜似蜜”的盛赞。红枣味甜、性温，是补血健脾美容的滋补佳果，而新郑大枣以其皮薄、肉厚、核小、味甜倍受人们青睐，成为枣类中的佼佼者。

2、开封花生：是开封的名优产品，它始于明万历年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开封地处黄河中下游，气候温和，土壤松软，光照充足，适合花生生长。因此，这里的花生产量高，质量好，以致使开封成为九州驰名的“花生王国”。

3、郑州黄河鲤鱼：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是河南省郑州市黄河河段特产。鲤鱼有很多种，比如红鲤、团鲤、草鲤、荷色鲤、锦鲤、火鲤、荷包鲤等，自古以来即为民间喜庆各种宴席所不可缺少的佳肴。

4、登封芥菜：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产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境内海拔320米以上的中部山区。登封芥菜个头圆润，辛辣味浓，质地脆嫩，口嚼无渣，水份充足，是保健和食疗的佳品。常食有开胃消食、提神醒脑、利湿解毒、御风湿，补元阳，利肺豁痰，和中通窍之功效。

5、郑州樱桃沟樱桃：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不仅成熟早，产量高，而且味道鲜美、色泽光洁、悦人心目。3月中旬开花，5月上旬成熟。樱桃营养价值很高，含有蛋白质、脂肪、糖及钙、磷、铁和多种维生素，其中含铁量最高。

6、大隗牛肉：新密市大隗镇五香牛肉，历史悠久、配方独特、工艺严密、加工精细，制作后具有色鲜、味美、筋烂、肉面等特点，食时气息芳香、余味悠长，确有五香牛肉之美称。大隗牛肉创始人马玉顺，又经几代人研制，配方独特、味道出众，顾客食后赞不绝口，在中州大地享有盛名。

7、汴梁西瓜：是开封的传统特产，驰名古今，畅销中外，其特点是：皮薄汁多，瓢沙脆甜，清利可口，民间素有“肖县石榴砀山梨，汴梁西瓜红到皮”之谚语。因开封古称“汴梁”，万事故开封一带生产的西瓜都叫“汴梁西瓜”。

8、尉氏青豆：又称尉青豆，产于开封市下辖的尉氏县，简称尉青，种植历史悠久，弛名中外，是久负盛名的农特产品。食材功效：尉氏青豆的用途很广，既可作烹饪用的配料，又是制作各种豆制品的理想原料。

9、中牟大白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产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中牟大白蒜品质优良，营养丰富，肉粘味香，辣味适中，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营养价值，并以此享誉中外。其蒜头大、瓣匀、不破碎、耐贮藏等优点也备受国内外客商青睐。

10、兰考豆腐乳：始创于明朝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余年的历史最初是由兰阳县（今兰考县）城西街“崔福兴酱菜园”制作，兰考豆腐乳酱红透明、细腻粘软，咸中透香，香中透甜。富含蛋白质、脂肪、氨基酸与多种维生素。具有增食、助消化，健肠胃等功能。

以论文形式分析为什么中国文明得以发展,而其他三大文明消亡的原因1200字左右,急1200字

很简单。

其他的三个民族，巴比伦一开始就面对了闪族这样的疯狂的军事民族，这样的民族在早期文明史只会像倒水一样毫无阻拦的淹没军事实力弱小的民族，而且还有赫梯、埃及这样本身就非常强悍的文明围追堵截，更要命的是闪族人最后孕育了波斯文明，而且还没有成为巴比伦的隐性继承人，这样巴比伦是死定了

埃及本身过分崇尚神秘论，对于神祗的崇敬带来了高度科学水平之下的可笑愚昧，而且遭遇了努比亚、赫梯和“海上民族”，以及后来的希腊罗马这样的民族的冲击，而且个个都不是善茬

印度在十分严重的内耗（比我们更严重，他们的人种已经换了整整一班不说，宗教、城邦、地区，什么都来插一脚，更恶心的是波斯和后来的 *** 、帖木儿，乃至唐朝的王玄策，全部都来凑热闹，以至于英国殖民者认为印度人是世界上最容易分化的民族），而且矛盾太多，同样处在高度文明的可笑愚昧之中，又被大海、森林和高山包围，文化渗透无从谈起……

而我们泱泱大国，一诞生就相当成熟，而且周围的民族大多具有强大的文化向心力，所以征服者不乏其人，却只会丰富我们中华民族的基因。如果以华夏人的性格，如果放在两河，也许连五百年也支撑不了吧。

总而言之，中华是个桃源仙境，正是因为距离强大的民族很远，才得以生存下来。

还有，如果你学历史多一点，中国根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世界学术界眼下根本不承认夏朝和有熊（炎黄时代）是文明。中华文明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文明，本身的文化力和经济实力是长期雄霸世界的，而中华文明能够存续，只能用地缘政治学来解释。正是由大漠、大海、大山、大林构成的坚固防线，才将中国文明保存了下来。

回答者： 哎呦为公主坟 | 二级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比较

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模式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因此，汤因比曾经作这两个模式对比，指出其间的差别之巨，几乎各趋极端：中国走向统一，而希腊始终分裂为多元的列国。甚至马其顿以边陲统一了希腊世界，其统一的格局在亚历山大去世之后，不旋踵即分裂如故。

希腊半岛的地形十分破碎。希腊半岛本身是一片山地，港湾纷歧，半岛的南部是无数的小型半岛。爱琴海中，则岛屿星罗棋布，以克里特(Crete)为外沿，构成一个内海。无论半岛抑是岛屿，港湾四周的陆地不大，可耕地更少，聚落即分布于这些逼仄的湾底小平原及山脚的坡地中。这些聚落对内凝聚为生活共同体。整个半岛被山地割裂为零碎的地区，陆路交通不易，彼此之间以海道相通。为此，早在公元前2000余年时，亦即青铜文化的早期，克里特岛上及希腊半岛南端的迈锡尼(Mycenae)地区，都已发展了手划桨的船只，以利海上交通，也发展了种植橄榄树取油与种植葡萄酿酒的农业，以取代种植谷类为粮食作物的农业。橄榄油与葡萄酒均有高度的附加值，爱琴海的农业实际是为贸易而生产商品作物，以此营销于安纳托里亚，甚至间接输出到两河与海东地区，换取大陆出产的食粮。希腊文化有海洋的与贸易的特殊属性，遂与中国、两河流域与埃及的古代文化都大为不同，呈现其先天的特殊基调。

克里特文化与迈锡尼文化都曾有过十分光辉的日子。克里特的宫殿，重门复道，号为迷宫;迈锡尼的彩绘陶器，营销于古代地中海世界，至今考古所见实物，仍精致瑰丽，为世所珍宝。但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两个古代文明忽然消失。毁灭爱琴海古代文明的原因，或以为火山爆发，或以为外族入侵，或以为气候变化。总之，至今聚讼，未有定论。

迈锡尼曾发展B系古字母系统，现在已得解读。由这些B系文字的记录看来，迈锡尼曾有十分发达的商业。B系文字记录中，主要是表示所有权的印章及账目，却没有文字与历史记载。文字记录留下不少商品名称，不少专职人员的名称，也提到不少专业的技工。然而，文字出土不多，只在少数几处似是宫室的遗址中有之。凡此迹象，似可解释为迈锡尼曾有过相当有效率的管理系统，独占其经营贸易。这一特色，大致在后来的古希腊文化中也保持不失。

迈锡尼文化崩解之后，古希腊世界经历了四百余年的所谓“黑暗时期”(前1150—前750)。这一段的历史，甚至不能由考古学获得足够的线索，以充分重建其社会与文化面貌。所幸，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虽是以不同时代的素材压缩为史诗，至少仍有一些“黑暗时期”生活的鳞爪。希腊因其地形分割为一个又一个的区域。每一个区域之内有若干村落，或在海港，或在战略的要害地点，结合邻近的村落，组成一个政治经济的共同体，后来称为城邦。这样一个小区的疆域，大致方圆四五十英里，即使步行，也可在一日之内由中心走到边缘。城邦是自卫的单位，也是维持内部秩序的单位，而城邦居民事奉同一保护神，以建立同群的认同。在经济上，共同体是自给自足的单位，由农耕、渔牧以及贸易取得生活必需的资源。共同体的领袖，大抵是小区中雄杰之士，能以其个人的勇略、智谋或品德取得众人的信服。在史诗中，这种领袖号为君王，然而他们仍须耕作渔猎，一如众人。这是相当简单的小型部落，还谈不上“国家”的政治体制。若与古代世界的埃及与两河地区的大型国家相比，古希腊的情况，毋宁说是相当朴质简陋的。

史家通常将公元前750—前338年称为希腊古典文化发展的时期，而又将这四百年的历史，划分为初期(前750—前500)，全盛(前500—前400)及衰败(前400—前338)三期。公元前338年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以武力统一希腊的年代，此后的希腊历史则是地中海世界的历史，称为后希腊文化时期(前338—前200)，接下去即是罗马代替希腊，主宰地中海世界的时代了。

希腊古典文化时期的开始，当由希腊发展了书写文字为其发轫的关键。这一套古希腊文，是以拼音文字书写古代口述的荷马史诗。另一在政治制度上的重要发展，则是希腊的城邦体制。经由前者，古希腊留给后人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科学与哲学的思维及文学的创作。后者的发展则为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及其理念开启了历史上独特的传统，尤其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转化为近代民主理念的理想泉源。

在上述二者之中，我们先讨论城邦制度的演化。城邦制度滥觞于黑暗时代的地方共同体，其性质已在上文简略提过。一个城邦通常由几个邻近地区共同体联合为较为大型的政治实体。城邦具有政治、宗教、防卫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多种功能;因此城邦之内有卫城、神庙及市集几个部分。希腊人只要不是奴隶或外邦人，即是某一个城邦的公民。今日西方语言中，政治(Politics)一辞的语根，即是城邦(Polis)。

今日政治学教科书上，常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一语。其实，亚氏原意是说，希腊人的生活必在城邦之中，而外邦人和“蛮夷”则没有城邦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城邦的成员，其实并不都是地位平等的自由民;各地区“强人”领袖及其家族是城邦中的贵族分子，而公民之外，有经由掳掠贩买与征服而取得的劳役奴隶，以及不具公民权的游离人口与奴役的附属人口，人数可能不下于具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以雅典的人口为例，极盛时有三十余万，但至多只有十六七万为雅典人，其中四分之一(四万余)是公民(亦即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丁)，三万多为外籍人口，而奴隶则不下于十万人。早期的城邦中，那些强家大族挟其奴役人口，是城邦的主宰成分。家族单位(gens)，是地域组织(城邦)的基本单元。但是，城邦政治演变至成熟阶段，政权相当开放，容纳更多中产阶级的公民参政，家族的功能也相对削弱了。雅典在梭伦(Solon)立法改革之后，家族的组织基本上已经消失。然而，在比较保守的城邦，家族往往仍是政治权力的基础。

公元前8世纪中叶，由于人口增殖，而城邦四周的土地有限，不少希腊城邦开始向四周拓殖。拓殖的地区北至黑海，西至地中海中部;而小亚细亚及爱琴海周边，各国城邦更是竞相建立殖民地。殖民地也采城邦的形式，与宗邦之间有联盟的友好关系，却不是“帝国”的属地。此中例外，则是斯巴达;斯巴达人并不热中于四出殖民，却在其邻近地区以武力兼并邻邦，建立相当不小的领土国家，但是斯巴达本身仍保留城邦的结构。

也在此时，城邦之内中产阶层开始抬头。在公元前8世纪中末尾以及公元前7世纪的初叶，希腊各邦都编练重装步兵队(Hoplite)。披甲的兵士以密集队形并肩挺进，左手持盾，保护自己的左半面，而依仗邻兵的盾牌掩护自己执兵的右半面。这样的鱼鳞阵，既须动员大量的兵士，又必须有密切的团队意识，始能融千百人为一个同进同退的作战体。重装步兵的装备均属自备，因此只有稍有资产的城邦公民始能参加。基于以上的原因，城邦的中产阶层，因其执干戈卫社稷的功能而取得城邦政治的发言权;多数城邦遂由贵族统治演化为以中产公民为主体的民主政治。许多当世称为“僭主”的政治强人在这一情势下，应运而起，以其领导才能赢取中产公民的支持，夺得政权。

在古典时代，雅典、斯巴达与科林多三邦，分别发展为希腊城邦的领袖。雅典的梭伦将雅典改组为民主的城邦，但是只有具公民身份的人始有参政的权利。斯巴达保持王政的形式，但是共同执政的两位国王事实上是作战的司令官;五人的执政团及二十八人的议会是实质的治理机构，由战士(公民)选出。科林多发展商业，以解决其粮食不足的困难。公元前7世纪，科林多的强人依仗中产阶层排除贵族，维持了以商业利益为主的城邦政治，达百年之久。不论以上三种城邦政治的差异，希腊城邦的民主取向至今仍为西方政治理论的古代典范。

希腊城邦最具光辉的事件，当然是在公元前5世纪击退了波斯帝国的攻击。这一连串的事件，最初只是波斯侵掠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希腊本土城邦对于这些小亚细亚殖民城邦的求救，本来只有雅典派遣援军，但波斯却直接攻击雅典。公元前492年的序战，雅典在马拉松一役中取胜，波斯无功而退。公元前486年波斯大举侵犯希腊本土，希腊各城邦联兵应战，波斯海军为雅典所败。公元前479年波斯再度侵犯，雅典和希腊联军与之苦战，波斯海陆均遭败绩。希腊以一群城邦，居然连连获得胜利;其后果，固然是希腊人对于希腊的政治体制十分自信，另一方面则开启了希腊历史上的联盟体制。

希腊诸邦之间原本没有任何联盟的组织。四年一度的奥林匹亚大会是文化活动，不具政治色彩。抵抗波斯之役，希腊各邦一度团结御侮，公元前479年战胜了波斯，不旋踵之间，希腊联盟也解散了。斯巴达的军队，急于班师回城，以保护其本国的安全。但是，小亚细亚的诸邦仍在波斯的阴影下;雅典在战争中被焚，难忘波斯的威胁，也势须依仗小亚细亚诸邦犄角前卫。斯巴达军队返国，雅典理所当然成为各邦外御其侮的领袖。这些小亚细亚与爱琴海周边的希腊城邦遂以雅典为首，组织了底洛斯联盟。参加联盟诸邦，每年在底洛斯(Delos)岛聚会，提出分摊的费用，以维持希腊海军之用。凡有关此事的政策，由参加各邦会商决定，每邦有一票投票权。雅典提供的经费数字最大，并提供雅典海军作为联盟舰队的主干，而且也担任执行联盟会议决议的责任及指挥舰队作战的任务。这样的联盟，正因雅典提供了最大的费用以及负起最大的责任，联盟的事务即使以民主表决，也不可能不是由雅典操纵与主宰。公元前477—前465年，联盟的功能相当成功，波斯舰队于公元前467年被希腊联合舰队击败，希腊不再有波斯侵略的危险。但是，底洛斯联盟已不再是自愿性的组织，一个小邦纳克索斯打算退盟，雅典却以武力逼迫它再度参加联盟。底洛斯联盟实际上已是雅典帝国。联盟盟国分摊的经费，变成缴纳给雅典的贡赋;加盟的城邦丧失了独立地位，被划为五个税区。原先盟国的公民自然分享了雅典帝国的繁荣，然而他们已不是自由的公民。于是，各处的叛变此起彼落，底洛斯联盟的力量，用于对付内部多于抵抗外敌。这一连串变动，由公元前478年开始，经历了四十年之久!

雅典劫持了一大批希腊大陆的城邦，当然会引发斯巴达的反弹。公元前430年，几乎所有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都加入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PeloponnesianLeague)。这一联盟的加盟国，实际上还包括若干位于大陆的城邦，联盟的实力不下于雅典控制下的底洛斯联盟。雅典与斯巴达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兵连祸结，前后延续了二十七年之久。雅典败了，斯巴达由此建立了以联盟为名义的霸权。建立的武力控制的霸权，其实并不稳定。公元前404年以后的十年，斯巴达的旧仇雅典与阿戈斯(Argos)、科林多、底比斯(Thebes)，连手反抗斯巴达的霸权。这次的城邦领袖是科林多，而战事也主要在科林多附近进行。战事由公元前395年延续至公元前387年，所有参战各邦都为之筋疲力尽。波斯帝国渔翁得利，不仅取得了小亚细亚，而且收斯巴达为其爪牙。停战数年之后，地处雅典北方的底比斯于公元前370年组织底比斯联盟，崛起为新的霸主。底比斯的霸权更为短暂。公元前362年，雅典与斯巴达联军击败了新兴的底比斯。此后的希腊历史，即有待更北方的马其顿王国取得整个希腊。马其顿并不是希腊的城邦，其政治是由部落酋邦演化为王权的领土国家。以文化而言，马其顿也只是希腊文化的边缘分子。雅典、斯巴达与底比斯的自相残杀，终于毁灭了城邦体制，终结了希腊城邦的时代。

以上叙述了希腊政治体制的发展过程，以下则是中国历史中可与希腊发展形态相对比的讨论。

世界各地的历史，城邦出现的例子颇不在少数。两河流域的东南部，首有世界最早的城邦出现。印度河流域若干可能是城邦的单位，也曾与更多的部落酋邦共存。汉代开西域，中亚首有若干城邦式的居国，也与部落式的行国同存在。当然，这些中亚的居国，可能因亚历山大时代的大扩张而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至于欧洲中古时代的自由城市则与古代的城邦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别，不必在此讨论。

中国古代是否有过城邦，至今仍是聚论未决的问题。主张中国曾有过城邦体制的学者，大致都以春秋时代的“国”当作城邦看待;也有人认为春秋时代的“国”，虽已不是城邦，但仍保留了城邦性质的若干痕迹。这两种看法的主要论据建立于以下几点：第一，古代的“国”即是一个都城。城市具有防卫的城墙，入“国”，即是进入都城。第二，“国人”与郊外的“野人”不同。前者是国中的“公民”，而后者则不在该国的管辖范围之内。第三，“国人”对于国之大事，有一定的发言权，例如征伐、迁移、君主的继承等重要事项，国君都应询问“国人”的意见。“国人”与“野人”之间，身份完全不同。孟子以其所知的古代赋税制度，说明井田的劳役地租不行于郊野，“野人”只负担个人申报的什一税。大约是战国时代作品的《周礼》，更将国中乡遂郊野，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行政系统以及生产系统。

这些零散的史料看来，中国古代的“国”，确有一批可说是以“国”为单位的共同体成员。不过，中国周代的“国人”，终究不是希腊城邦的公民;中国周代封建制度中的列国，也终究不是希腊城邦那样的共同体。周代的封建，是一种控制人口与资源的层级组织。周代以少数人口征服了中原以及今日华北的主要地区，经过“三监之乱”，不能不“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因此，周代建立的封建列邦具有分戍驻防的性质。几种不同史料提到的分封情况，基本上都一致。《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记载与1976年在陕西出土的墙盘铭文中，都将封建亲戚之事系于成康之世，虽然周初封三监及齐鲁大国之后，还有第二次大规模的分封。《左传》定公四年，提到鲁卫与唐(后世的晋)三大诸侯，三国都个别的分列若干重要的礼器(如车、旗、弓、剑、玉器……)，若干专业的职工(如祝宗卜史、职官五正)，若干族群的殷人，其中有些似是有专门技术的工匠，如陶氏、繁氏，而这些族群仍保持原来的宗族组织。同时，这三位重要的诸侯都有指定的封地，所谓少之皋之虞、殷虚、夏虞，以及奉命参杂周人法律与当地的传统，治理当地的原来居民，例如“商奄之民”。类似记载，也见于其他史料。《诗经·大雅》的《崧高》与《韩奕》两篇，分别说到申伯与韩侯的受封，其内容也包括诸侯带去的人众以及赏赐的礼物，在指定的封地治理当地的原居族群。申伯的立国曾由“召伯是营”，韩侯的立国曾有“燕师所完”，则召伯的人众与燕师，也是诸侯自有人众以外的周人队伍。申伯管理的南邦原有“谢人”，韩侯继承的北国原来也“因时百蛮”。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矢簋，叙述虎侯移封于宜，受赐若干礼器及弓矢以及若干人众，包括在宜的王人、奠(郑)人与宜地的夫与庶人;在宜地的领土，则包括“邑州又五”与可能指灌溉系统的“厥川三百”。人众的前两类，相当于带去的族群，后两类当是宜地的服役人口。另一件成康时的大盂鼎，其铭文记载盂受命乃祖南公的职务。盂受封赏的项目，包括衣服车马服饰以及邦嗣，人鬲自驭以至庶人六百多夫、夷嗣王臣以及人鬲一千又五十夫。盂所得人众的分配，似是盂地的服役人口，相当于宜侯“在宜王人”那一类的夷嗣王臣及其附属的人众。

由上述不同性质的史料得知，周代的封国虽有都邑与封地，但诸侯立国的主要内容则是取得附属的人众，其中包括周人自己的人众、分属的殷人族群或其他辅属的族群(所谓“附庸陪敦”)以及当地的服役人口。古代的赐“姓”不是姓氏的符号，而是成族的姓氏族群。封建的命氏，则是由原来的族属分裂为独立的次级族群。这是族群繁衍分裂的过程，与希腊殖民地的新城邦有其相似处，也有不同处。类似者：希腊的殖民地已脱离宗邦，另成单位;相异处：周代的新单位，不论是建国与命氏，均为封建与宗法系统之中，属于原有体系的层级单元。

至于这些封国与其国土的关系，也与今日政治学上“国土”的定义不甚相同。诚然，每一个封国必有其领土，否则那些人众将无所托。不过，周代的封国并非固着于一地，上文所述虎侯徙封于宜，即是此类之例，其实多不胜数!一个封国迁徙，其所因袭的“因国”即有改变，领有土著的人民也已不是原有的族群。大致一个封国，真正属于封君的人众，是那些配属于封君的“王人”、“王臣”等类;这些人即是本文前面所说的“国人”。孔子所说，先进于礼乐的是“野人”，后进者是“君子”，则野人的相对者是“君子”，亦即与封主同一阶层的贵族“君主的孩子”!贵族自可为统治集团共同体的成员，却与希腊城邦中的公民不同。

周代封建诸侯的封国，有都邑，有人众;周代以前，商代也有邑，有族。再往古代推溯，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市遗址，大抵不很广大，不外有些城墙。单凭这些遗址，难以推测有无城邦式的城邑。在文献资料中，则殊未见有以城邑为中心的大型政治与经济的共同体。如以周代的封国言之，其所因袭的“因国”，也尚未有可以明白讨论的城邦。新石器时代，中国有不少农耕聚落;文献中也有不少所谓“某某氏之虚”的地名。然而，中国古代的共同体似是以“姓”与“氏”为标志的族群，甚至隐含血缘意义的族群。夏代可能已有国家的组织，商代肯定已有之;但是，遍地均有的“国”，当是周代分封制度之下，由上而下，由周人的武力驻防各地，重新编组人口，凝聚为诸侯的“国”。

这一程序，与希腊的程序不同。希腊的城邦大致是一个地区之内，若干村落 *** 而为政治与经济的共同体。那是由下而上的凝聚过程。周代的诸侯之下，还有再由诸侯分封的卿大夫，如晋之三桓，郑之七穆，无不命氏立家。此处的“家”，不是家庭，而是另一层次的封建次级单元。整个周代的封建网是一个层级结构，其中每一层级，均是上一级授民授土，取得其 *** 。每一级的 *** 其实都不是完整的。完整的 *** 在理论上，只有周天子有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结构，与希腊的城邦主体完全不同。

再以希腊联盟制度与中国春秋时代的霸主制度相比。上文已经提过，雅典曾领导底洛斯联盟，团结希腊诸邦，抵抗波斯帝国的侵略。嗣后，斯巴达、底比斯等也组织其联盟，控制了希腊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联盟逐渐演化，都渐成为其领袖城邦的工具和近于领土国家的政治单位。最后统一希腊的国家——马其顿，则未尝经历这一演化过程，即径由王权领导的领土国家迅速扩张，成为庞大的帝国。

春秋时代，周室东迁，王纲解纽，封建体制一变而为列国，霸主制度应运而起。正因王室权威已经凌夷，列国都尽力扩张，中原诸国壤土相接，不可能有多少扩张的空间。中原四周的各国，则以华夷杂处可以兼并不属于华夏系统的各种族群，既有攘夷的借口，又有扩张之实惠。东边的齐国是第一个霸权的国家，即以伐狄存卫，伐山戎救燕周，取得华夏列国的领导权，然后率中原诸侯伐南方新兴的楚国。齐桓公的霸业(前685—前643)，以保卫华夏体制为盟会的理由，盟誓则谆谆以维持华夏体制的秩序为言。九会诸侯，均以盟会的方式，还没有明白地确立霸主制度，也没有延续到第二代。此后宋襄公的霸业并未成功。秦晋在西方与北方各自力求扩张，也不过在局部地区建立了领导权。

真正的霸主制度由晋文公建立。晋文公也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团结中原诸国，遏制南方楚国北上发展。晋国领导的中原与南方集团对抗，战场上各有胜负，而晋国的霸权则经历八世，由晋文公至晋平公，维持了百年之久(前636—前532)。列国有定期的朝聘会盟，各国之间有所争执，盟主可以裁决曲直是非，若有战争，各国会师戍守。盟主可以向各国要求派遣师旅，组成联军;诸侯列国也以贡币输纳于盟主。分派的军力，以国家的等级与实力，有一定数字的兵车;贡赋多寡，也有相应的配额。这些贡赋逐渐成为参加盟会诸国的负担，不仅贡赋本身的价值不菲，甚至输纳运送的费用也相当沉重。晋国的霸权之外，南方楚国也有其与国，则更是等于楚的属邦了。同时，齐秦各在其邻近地区，团结与国，实为西方与东方的次级霸主。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发起弭兵。晋楚的与国都向对方的盟主朝聘，齐秦也仍旧拥有其各自的与国。这次弭兵之议，事实上确认了四个霸主的势力范围，也建立了四个势力范围和平共存的模式。此后，吴越代楚而为南方盟主，晋分三家，田氏取齐，秦有三世之乱：春秋遂一变而为战国。

春秋时代的霸主制度，与希腊的联盟发展的过程颇为相像：都是在抵抗外乱的口号下，同一文化圈的列国在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领导下团结为联盟;同时，霸主也都因此逐渐巩固领导权，将临时性的分摊兵力与贡赋逐渐制度化为长久的义务与负担。这一过程，实是列邦体制走向“帝国”的凝聚过程。中国古代与希腊古代，都有个分崩离析的列邦体制，只是希腊从未经过统一，中国则是周室封建制度崩解之后的局面。霸主与联盟都是收拾分崩离析的中间步骤。凝聚过程不仅发生于政治权力的渐趋统一，同时也意味着各地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因应凝聚过程的开展渐由交流而终于同化。希腊各邦若未经这一联盟之间的竞争，马其顿将不能那么容易完成希腊统一。霸主制度也不仅使华夏诸国的文化差距减少，甚至经此交往，同化了楚国与吴越，扩大了华夏文化圈的范围。春秋以后，战国时代虽然征伐不已，七强之间几乎已无复华夏蛮夷的区别。最后，秦统一天下，不仅因其武力的征伐，更因孟子所谓“天下定于一”的观念，已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本文从城邦与霸主两项，讨论中国与希腊之间发展的异同。希腊城邦是由小地区的生活共同体发展而为政治单位。希腊在城邦时代，只有文化归属的认同，未曾有过政治上的统一;于是，虽然联盟制度是为了抵抗波斯而生，却为希腊的统一发挥了中间阶段的凝聚作用。中国的封建诸侯虽以城邑为中心，其“国人”实系“驻防”的成员，不同于希腊的公民。更须注意者，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列国，在西周时并无完整的 *** 。国室东迁，虽然各国已实质上拥有自主的权力，在名分上仍是周室封建的一部分。霸主如齐桓晋文，也必须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凝聚已经分散的华夏诸国，尊王仍是政权合法性的依据，攘夷则是文化的认同。霸主制度经过晋侯累世经营，已不是临时的组合，而演化为相当明确的政治权力中心。春秋一变而为战国，诸国内部权力及 *** 组织的重组，实系霸主制度的第二步发展。中国与希腊的列邦制度，经联盟霸主之制度，遂能逐步将其文化圈凝聚，终于扩散而及于各自古代世界。再下一步，希腊世界有地中海希腊化的时代，中国则有战国的华夏世界，遂致各自发展为罗马的普世秩序与秦汉的普世秩序。

风扇灯价格参考及品牌推荐

今天小编要介绍的是风扇灯，从它的名字中间就可以看出它的功能。风扇灯，顾名思义就是既可以吹电扇又可以照明的一种工具。它不仅美观，并且实用。现在它已经渐渐的走进了家装的行列，随着它渐渐的流行。它的品牌也是多种多样的。使得人们在选择的时候就会很犹豫。接下来小编就来介绍一下风扇灯的品牌以及价格，希望大家看完之后能有所帮助。

　　一、风扇灯的品牌推荐

1、永怡御风(集研发/生产于一身的中外合资企业,国内装饰吊扇灯龙头企业,十大吊扇灯品牌,从二零零一年开始引进国外最先进技术和设备在国内生产行销高级灯饰风扇，开创国内行业先河，让国内消费者享受欧美先进国家同等质量风扇。永怡御风”(MOUNTAINAIR)牌吊扇灯，因其产品品质高超、实用，款式典雅、新颖而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2、佑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豪华装饰吊扇生产厂商,其领先技术享誉于业界,佛山市顺德区昱盛佳电器有限公司)，昱盛佳电器有限公司,位于电器盛产王国的佛山市顺德区,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豪华装饰吊扇生产基地。公司引进台湾先进的风扇制造技术,吸取欧美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的设计理论,制造出满足不同领域不同国界不同品位的消费者的需求。

3、莎士比亚(始于1949年台湾,台湾吊扇及灯饰最大制造商,吊扇灯行业知名品牌,中山中合电机工业有限公司)，中山中合电机工业有限公司是台湾溪泉电机工业的子公司。溪泉成立于1949年，是台湾第一家吊扇及灯饰的最大制造商。中合电机是专门制造中高阶装饰吊扇及灯饰的产品。利用中合自己设计师的设计或您的设计及中合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可以在短时间以内生产任何款式的”全新”机型。

4、名家汇(广东省著名商标,高端豪华装饰吊扇品牌,专业生产和销售装饰吊扇的大型现代化企业,广东家柏诗电器有限公司)，广东家柏诗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开发、生产和销售豪华装饰吊扇的大型现代化企业，广东家柏诗电器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所持有的“名家汇”商标，以优异的市场业绩在2008年被评为“广东省著名商标”。公司秉承一贯的经营方针，以诚信为本，坚持专业化之路，为顾客提供品质优良的豪华装饰吊扇产品和服务。

5、三发灯扇(致力于装饰吊扇灯系列产品设计/生产的综合 *** 企业,。吊扇灯十大品牌，始于1982年台湾，中国灯饰(照明)行业颇具知名度品牌，国内领先的工业吊扇、豪华装饰吊扇制造商和出口商，专业制造和销售高档灯扇的台资企业。是一家专业制造和销售"三发"牌高档灯扇的台资企业公司产品出厂全部通过先进的电脑检测设备检测。

二、风扇灯的价格参考

1、LED现代简约遥控KF49(￥1136.00）

2、42寸木叶吊扇灯(￥451.56)

3、欧式52寸风扇灯F676(￥2580.00)

4、波西米亚风扇灯(￥1536.00)

5、52寸风扇灯8650(￥923.17)

6、欧式仿古 风扇灯 FZ1003J(￥499.00)

7、波西米亚风扇灯058(￥2616.00)

通过本文的介绍，相信大家肯定对风扇灯更加的了解了吧。风扇灯的品牌有很多，上面只是介绍了最主要的几款品牌，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大家如果在购买的时候很犹豫的话，那么就可以参考本文提到的品牌去购买。最后，小编想提醒大家的是，购买产品之前最后是在实体店进行详细的了解，然后再与其他店进行比较，这样就能买到满意的产品啦。

河姆渡原始居民最重要的两大生产部门是什么？这一原始居民是怎样生活的？

我国很早就出现了原始的农耕，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原始居民的生活，生动展现了长江流域原始农耕的图景。河姆渡原始居民已使用磨制石器，用耒耜耕地，种植水稻。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稻杆，稻谷，稻杆出土时竟然还是黄绿色的，稻谷外形完好。据统计，出土的稻谷，其数量之大，世界罕见。

河姆渡原始居民住着干栏式的房子，过着定居生活。他们已经挖掘水井，饮水比以前方便了。他们饲养家畜，会制造陶器。河姆渡原始居民还制作简单的玉器和原始乐器。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干栏式房屋，上面住人，下面养牲畜，通风防潮，这是建筑学上一个重大成就。河姆渡遗址的陶器上刻画有动植物图形，还出土了作为耳饰的玉器以及几十件骨哨。

距今六七千年前，河姆渡一带系沼泽地，河姆渡人建造住宅时，先打下1米长木桩，木桩上架设纵横交错地龙骨（地梁），其后于地梁上铺设10多厘米厚地板，地板上再立柱、架梁、敷橼、盖顶。地板起防湿、御虫蛇作用。其下可用来豢养家畜。地板上为起居住室。从柱子高度看，人还不能直立进出，但较巢居已大有进  河姆渡人的生活情景步。房屋规模大小及内部结构，视居住成员多寡而定，从住宅营建看，河姆渡人已较熟练地掌握伐木、加工成桩、柱、梁、板等建筑构件技术，梁柱间已用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不同榫卯形式均基本符合受力要求，与晚期木构大致相同，木构件上刻有双圆、直线、斜线、植物茎叶等装饰图案。因工具限制，加工显得较粗糙。遗址还出土6支木质船桨，1支外形基本完整，轮廓清楚，分桨柄、桨叶两部分，一块原木制成，形如长柄树叶，柄上刻满线条组合图案，轻巧实用，与现代游船划桨大体接近，是目前中国已发现船桨中最古老一支。船桨及一只陶舟均证明河姆渡人已开始用船、筏载人荷物、浮水采集。第三、四文化层中还出土200多件木器，有刀、匕、锤、铲、矛、碗、筒、小棍、器柄、纺轮、蝶形器等，不少器物为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少见或未见。用于生产的占大多数，木锤系加工锤击工具，木予是狩猎扎戳武器，木碗为生活用品，木质器柄则是石器工具发挥更大效用的附属件，小木棍既是农业点穴播种工具，也是采集野生植物时挖根刨茎的采集工具，木器制作大多要经过切断、剖开、削、茬、挖凿、修磨、髹漆及火烧硬化等工序，其中碗、筒、蝶形器制作颇精细，表面经过磨光、髹漆，出土时油光可鉴，出土的20多只木筒系用整段木材制成，形似毛竹筒，内外壁锉磨光洁、内壁还凿有一浅槽，塞以圆木饼，有的外缠藤篾，可能作敲击乐器用。第二文化层中发现木架方形井，证明河姆渡人已掌握凿井技术。众多保存完好的木器出土，为世界木器工具研究提供了实物材料。 该文化最早在1973年被发现，在1973-74和1977-78年两次对河姆渡遗址作发掘并有资料。在建筑方面，遗址中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在食物方面，植物遇存有水稻的大量发现，被断定是人工栽培的水稻，此外植物残存尚有葫芦、橡子、菱角、枣子等。动物方面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猪、狗、水牛等家养的牲畜。河姆渡遗址（Hemudu Site）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先说一下新时期时代：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 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见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基本特征和分期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3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农业起源的意义，认为它才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世界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陶器，因而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或无陶新石器时代；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的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很不发达。所以并不是3个特征齐备才能称新石器时代。 由于各地新石器时代的情况很不一致，所以没有统一的分期标准。有的地方分早晚两期，有的分早中晚3期。有的在晚期出现少量铜器但还不会有意识地制造青铜合金时，单独列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作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有的则把这个阶段归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的新石器时代 西亚、北非和欧洲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也较深入。这里是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以后又最早出现金属器，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利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有适于栽培的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的动物，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农业和养畜业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9000～前8000年，便进入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前 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耶利哥遗址，已出现用土坯砌筑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围墙和濠沟，墙内有石砌的镃望塔。这在世界上同类建筑中是最早的。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可称为土器，火候极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出现彩陶。这时农业已有进一步的发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农业。房子一般为多间式、平顶，有的房内有牛头形塑像。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这里的一些遗址有了铜器（个别遗址中用冷锻法制造的铜扣针等，可早到前7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西亚的新石器文化在发展中对周围地区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一是向北非尼罗河流域传播，一是向欧洲东南部扩展。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分为3期，从早期开始即为有陶新石器阶段。北非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系统：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和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文化。在欧洲的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以至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等地存在过前陶新石器文化。从陶器出现以后，欧洲南部主要有印纹陶文化，而多瑙河流域则为线纹陶文化，这些地区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 （见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而东欧较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则流行小窝篦纹陶文化等。 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中亚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其代表有哲通文化。该文化分布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石器大多继承当地的中石器时代传统而多细石器，同时也新出现磨制石斧和磨谷器。已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山羊。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从总体文化面貌来看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中亚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较晚，其代表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经济以渔猎和采集为主，陶器多饰刻划或戳印纹，彩陶极少。 南亚次大陆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布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居民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牛。大约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出现陶器，并且很快出现彩陶。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种植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农业经济。 北亚和东北亚 日本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但这个地区的磨制石器一直不很发达，农业出现的年代也很晚，与西 *** 况正好相反。这个地区的陶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划纹或压印纹。在日本，陶器多绳纹，故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施篦纹。 朝鲜的新石器文化因受中国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发展起旱地农业，种植粟和黍。蒙古东部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 年也已种黍，并饲养牛羊等家畜。日本的农业只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因受大陆的影响，才急速发展起来的。西伯利亚则一直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 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中南部这些地方的史前考古通常不使用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但若用旧大陆考古学的标准去衡量，那里也还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以前基本上处于新石器时代，即使已创立高度文明社会的玛雅王国（见玛雅文明），也基本上不使用金属器。美洲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那里最先培植玉米，还有豆类和南瓜，印第安人称之为三姊妹。家畜仅有骆马一种。大洋洲在殖民者进入以前基本上仍处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不会制造陶器，所以那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界线不大明显。非洲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仍多打制石器，种植薯芋，同东南亚的情况有些类似。 中国中国大约在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①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②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岭南地区农业则一直不发达，渔猎采集经济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划为一个亚区。本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③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2/3。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 上述除第③区因考古工作不够深入难以分期外，前两区大致可分为4期：早期约当公元前10000～前7000年，以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有萌芽，个别地点已会养猪。中期约当公元前 7000～前5000年，华北的磁山文化等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见彭头山遗址）等已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 ，陶器则比较发达。晚期约当公元前5000～前3500年，华北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农业进一步发展，有较大的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见半坡文化，姜寨遗址），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发达的彩陶是一大特色。华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河姆渡文化有极为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筑往往用稻壳掺泥抹墙，陶器胎壁内也掺有大量稻壳，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最后一期是铜石并用时代（也可不归入新石器时代），约当前3500～前 2000年。这时华北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华中主要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时已普遍出现小件铜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城址等。房屋建筑中出现分间式大型建筑，开始用白灰和土坯抹地、筑墙。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出现大量的精美玉器，石器中钺、镞等武器明显增加。墓葬出现两极分化，大墓往往有棺有椁，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小墓则既无葬具，多数也没有任何随葬物品。良渚文化中甚至出现大规模的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和贫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 ，预示着文明社会行将来临。 遗址有4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文化层，距今约6000—7000年。出土文物内容非常丰富，有人工栽培水稻的大量遗物，带榫卵的木构建筑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上刻有比较精细的装饰花纹。 遗址中发现的榫卯，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在动物遗骨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骨骸，其中猪骨的数量最多。人工栽培的水稻遗物，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农作物。以往的国际文献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但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中部的卢塔尔，经C14测定，它的时代为公元前1700年，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晚3000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骨哨，现在还能吹出动听的音响。河姆渡遗址大量文物的发现，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它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 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 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 *** 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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